2022年11月9日晚19:00，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孙靖国老师应邀为威尼斯人-威尼斯人集团 历史系作了题为《透过舆图看历史》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威尼斯人-威尼斯人集团 王晗老师主持。张程娟老师为与谈人，苏州大学及外校师生共计290余人参与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王晗老师对孙靖国老师的研究领域、成果著述、讲座主题等做了简要介绍，本次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古地图的学术价值、古地图的现场感、几幅古地图背后的历史、结语：透过舆图看历史。
一、古地图学术价值
在讲述古地图的学术价值之前，孙老师首先为我们针对研究对象澄清了几个概念。历史地图指当下语境下人们绘制的、表现历史时期地理状况的地图，古地图在传统上指1911年之前绘制的地图，1912年-1949年这一时期的地图则称为旧地图。面对在研究中时常出现概念混用的问题，孙老师指出尽管历史地图与古地图存在重合情况，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历史地图的本质是研究成果，而古地图的本质是文物。
在此基础上，孙老师进一步对古地图作为重要历史文献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古地图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一为对古地图本身的研究，通过古地图表现的年代、内容、绘制者或主持人、绘制的目的和背景等信息，探索其反映的历史进程及历史事件；二为以古地图作为史料的研究，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涵盖政区沿革、自然地理变迁、军事与战争等丰富内容。在充分肯定古地图在历史研究中重要补充作用的同时，孙老师也指出要提高鉴别、考证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古地图资料进行研究。
二、古地图的现场感
针对古地图拥有图像的直观性与冲击力这一独特价值，孙老师在本次讲座中做了重点说明。古地图，尤其是绘本古地图能够营造现场感氛围，给人直观的感觉，在研究中拥有和档案相同的第一手史料价值。从文献史料中可以看出，地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从先秦开始，地图就开始应用于军事战争、政区沿革等领域，并一直相对稳定的绘制地图传统。面对众多古地图资料，孙老师进一步结合实例，讲述了判断古地图年代的三种方法。第一种为建置沿革，基于古地图大多为政府衙属所用这一特点，可以根据地图中表现出的建置调整和变化时间，判断其绘制的时间。第二种为避讳，根据严格遵循避讳下名称的变化，可以大致推算古地图的绘制时间。第三种为地形地貌，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自然和人力对地形地貌的改造，结合史料记载来判断古地图的时间。最后，孙老师强调在判断古地图年代时，由于古地图存在私自绘制、不严格、不精确的现象，因而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各种可能。
三、几幅古地图背后的历史
在这一部分，孙老师通过分析几幅古地图实例，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展示探索古地图背后历史的过程。
《江防海防图》展示了明末清初南明与清朝军队在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作战时的地理形势，是中国与世界古代地图中非常罕见的、以长江右岸为上方的地图。学者在对该地图进行研究时，根据图中“崇明县”、“靖江县”注文以及史料，推算此图的绘制时间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然而图中的“宝山旱寨”却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前事，二者存在矛盾，这可能源于两个因素，一为绘制此图时，有些区域信息没有及时更新，二是此图很可能基于一幅早于嘉靖三十六年的地图增补或摹绘而成。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可能性，《江防海防图》与与明代吴时来编纂、王篆增补《江防考》所附的《江营新图》非常接近。由于图中的崇明沙洲部分亦有可能是地图最后绘制时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调整，所以《江防海防图》依据的地图可能更早于《江防考》之《江营新图》。孙老师通过讲述《江防海防图》表现出的南明战事与年代迷雾，以及其蕴含的方法论启示，指出在判断地图年代时，不能只根据图上的部分地理信息遽下定论，而要充分考虑地理信息的复杂性和层累可能。
黄叔璥《海洋图》的绘制范围南起暹罗交界，北至葫芦岛，囊括了中国大部分海岸线，重点描绘了岛屿、港汊和沿岸的山峦。《海洋图》中除了标注地名外，还有大量的文字注记，为地理符号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依托其展现的文字和地理信息，以及相关文献史料，孙老师富有创新性地对《海洋图》进行了社会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海洋图》上没有标注绘制者信息，但在励宗万的题识文字中，提到地图的作者是“笃斋五丈”，此前已有学者根据“励宗万之妻为黄叔琳之女”这一关键信息证实此图跋文中提到的“笃斋五丈”为黄叔琳之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首任巡察台湾御史黄叔璥。在此基础上可以推测，卷尾文字中提到的其“犹子筠盟”，当系黄叔璥之侄，其长兄黄叔琳之子黄登贤。
《海洋图》及题跋文字不仅为研究清代前期中国沿海形势、航海事业，以及海图绘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考订黄叔璥及大兴黄氏家族若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关于黄叔璥生卒年的厘清
黄叔璥的生卒年，史无明载，后世研究者多从依其生平事迹进行推测，故其卒年有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等多种说法，其生年更是模糊不清。从《海洋图》跋文来看，黄叔璥当去世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无疑，黄叔璥之生平，可循此卒年厘清。据《北学编》所记，叔璥享年七十七，按当时习俗应系虚岁，则其生年当在康熙十九年（1680）。
2、大兴黄氏科举世家的兴衰原因
黄叔璥兄弟五人均中举为官，其兄叔琳及侄登贤都位列高官，所以大兴黄氏家族在清代前期颇负盛名。但究其家族之兴，却并非靠叔琳一辈突然兴起，而是有长期的科举传统，且颇受明清易代的影响。黄叔琳兄弟的父亲，据方苞记述为：“黄公江南徽州歙县程氏子也，父讳伯起，以妻柳氏女弟归大兴黄中丞······黄氏寻卒，中丞之弟殿中宿卫讳尔悟无子，因抚焉，敎育不异所生。公少为名诸生，不遇，就敎职”。按方文中黄中丞即黄尔悟之兄黄尔性，清代典籍中所记黄叔琳家族，皆谓其为顺天大兴人士，方苞亦曰黄尔性为大兴人。但根据王士禛为黄尔悟所作墓志铭，“其先青州乐安人，始祖以军功官盖州卫百户，隶籍焉。数传至廷美，有二子，伯良荫，万历己酉举人，知蔚州；仲善荫，公考也……公之少也，值明季丧乱，流寓登州之宁海，又徙济南，始授书。”由王文可知，黄氏祖籍青州乐安，明代时随军迁到辽东盖州卫，世袭武官，至少从黄尔性兄弟父亲一辈，就开始走上科举之路。
黄氏在明清之际的乱世中能够重新兴盛，是由于黄尔性入仕清朝，他于顺治元年任靖边道，二年署理宁夏巡抚，四年巡抚陕西，一举成为一方大员。根据《光绪永平府志》和《盛京通志》的记载，黄尔性曾为设在永平府的辽学贡生，说明他在清廷入关后即投靠了清廷，旋即授官，参与追击大顺军、平定陕西等战事。在清入关之初急需文武官员、尤其是汉人官员的背景下，以黄尔性为代表的辽东汉人逐渐成为朝廷中的重要成员，再加上其亲族中或有在清廷任职者，故被予以重用，成就了其家族的基础。
根据《孔氏大宗支谱》记载，第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的第三任夫人黄氏系“大兴人，陕西巡抚黄尔性孙女，福建长汀知县华实第八女”，这一记载得到了证实。黄尔性任高官后，亦提拔子弟与姻亲，其弟黄尔悟由宿卫而任沅州与无为州同知，姻亲程伯起亦被其拔为郿县县令，其子黄华实监生出身，任福建长汀知县。其侄黄华蕃亦任大城县教谕。由此可见，虽然黄尔性曾任巡抚，但其子弟未能中举，故无法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直到黄叔琳兄弟五子登科，才成就大兴黄氏之名。
黄华蕃共有五子三女，儿子按长幼次序为黄叔琳、黄叔琬、黄叔琪、黄叔璥和黄叔瑄，女儿名字史无明载。除叔璥外，叔琳于乾隆三十年中进士，官至侍郎、巡抚；叔琬于四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叔琪于四十四年中举，官至宁国知府；叔瑄于五十二年中举，任行唐县教谕。叔琳兄弟的子侄辈除黄登贤之外，叔琳次子登谷亦于乾隆元年中进士，官至平阳知府。黄叔琪有六子，其中长子元帱中举，五子鹤龄中进士。另根据《南征记程》，黄叔璥有侄黄讷，根据乾隆元年山东巡抚岳濬所奏题本，黄讷时任商河县知县，亦非黄叔琳之子。这使得黄氏成为康熙、雍正时期顺天地区著名的科举家族。
上述的梳理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科举儒学世家的家族取向，从明代万历时期开始，黄氏就已将科举作为家族主要上升渠道所系，迭代有科举入仕者，并在学术方面多有造诣，黄尔悟即“素熟三《传》，著有《左传汇纪》《公谷合纂》等书”，并以此教授叔琳兄弟，黄叔琳、叔璥均多有著述，为时所重。
3、大兴黄氏的婚姻圈
从《海洋图》题跋文字以及励宗万的两段跋文，可以看出黄励两家既为婚姻，励宗万与黄华蕃更有共鸣的家族历程，因而励宗万与黄华蕃、黄登贤乃至大兴黄氏一门关系甚密。励宗万去世后，其长子励守谦“将奉公柩与黄夫人合窆，而驰书其舅黄云门登贤，乞余（陈兆仑）为志，并为之铭”。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大兴黄氏所撰著作十三种，虽然同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献书人，其中黄叔璥所撰《南征纪程》《台海使槎录》与黄叔琳所撰《砚北易钞》《周礼节训》《夏小正注》《史通训故补》《砚北杂录》《砚北丛录》共八种俱取自“编修励守谦家藏本”。黄叔琳、黄登贤父子均为藏书名家，黄登贤自无不收藏父叔著作之理。究其原因，当系黄登贤为避嫌疑，遂由其外甥励守谦进呈，足可见两家关系之密切。
从大兴黄氏与静海励氏之间的关系，亦可见黄氏婚姻的一些趋向。出于大兴黄氏家族以科举、儒学为根基的传统，尽管黄尔性在清初参与经略宁夏、陕西等地，但从其家族婚姻来看，仍多以儒学世家为对象。黄尔性之妻柳氏，其妹嫁于程伯起。黄尔悟之妻为李应选之女，李应选为明天启乙丑进士，湖广江夏人，曾任靖边道。黄叔琳首任妻子之父为冯云啸，代州人，康熙丙辰（十五年，167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第二妻子之父为周廷适，原籍山西，徙居天津，任武昌知府。第三任妻子之父为周廷适弟廷豫，候选主事。叔琳子侄辈亦是如此，如黄叔琳的女儿，其一嫁给励宗万，另一嫁给“同县丁巳进士原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温君葆经”。据《内阁故事》，温葆经为温而逊之子，出身“大兴例贡”，曾任知府之职。值得注意的是，黄氏与曲阜孔府有两代姻亲，黄华实八女嫁予衍圣公孔毓圻，而黄登贤之妻则是“曲阜孔夫人，袭封衍圣公谥恭悫女”，即孔毓圻之女。黄叔璥亦如此，其姻亲何国宗为学术世家，其兄何国柱、其弟何国栋都是历数专家，在朝供职。
励宗万跋黄叔璥《海洋图》，不仅保存了台湾等沿海地区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透露出大兴黄氏家族出自辽东武职世家，逐步成为顺天地区著名科举家族的发迹史，以及其反映出的清代前期华北地区士人家族的价值取向。
《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描绘了大同左卫兵备道所辖地区的山脉、河流、城堡、边墙以及城堡之间的交通路线，采用形象化的符号法重点绘制边墙、烽燧和各类城堡。《图说》中有7600余字，内容非常详细，包含了边防所需了解的各方面信息：
城堡的建置沿革、城墙的修筑年代、包砖情况、周长、高度(包括墙体高度和女墙高度)。
城堡与周边四个方向(东、南、西、北)的相邻城堡的距离。
城堡分管边墙起止地点、长度，所管理边墩、边台和腹里接火墩数目、情况，以及裁撤后所管辖的边墩、接火墩数目。
设置于城堡的职官，包括有道员、同知；大同总兵下属的参将、守备、管操中军、把总、操守、防守等职官；山西行都司下属的掌印卫守备、卫千总、百总、千总管巡捕事、所掌印军政、站官、儒学训导等职官。
确定经制后的官军员名，以及裁撤前后官军员名的变化。
马骡、粮米、料豆等军用物资的情况。
崇祯以来城堡的修筑情况。
对城堡形胜、战略价值和军事地位的分析，以及绘制者个人的建议。
关于《图说》的绘制时间与背景，孙老师根据自身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讲解。基于《图说》中各城堡“定经制”官军原额与顺治六年清政府于宣大二镇“更定经制”员额不同，《图说》中叙及的城堡沿革，大顺政权占领大同，姜瓖投清这些史实，推断此图应绘制于清顺治二年八月之后，顺治五年十二月之前，是大同总兵姜瓖降清之后，清政府派官对大同左卫道所辖城堡的军政建置进行调整所绘。《图说》中所载职官与兵额调整，反映明末屯堡在军事防守、保障交通、促进经济等方面的职能，以及清初在统一长城沿线地区后裁撤冗官、冗兵的原因，是展现明清之际大历史和小历史的鲜活实证。
在这一部分中，孙老师还以明代郑若曾所绘系列地图中岛屿的表现方法为例，讲述古地图反映古人怎样的地理感和实践。明代中后期倭寇之患十分剧烈，为总结御倭方略，郑若曾编纂了《沿海图本》十二幅，并加入总督胡宗宪幕府，为东南沿海的抗倭做出了巨大贡献。郑若曾绘制的一系列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人对地图中岛屿等地物的感知。
中国岛屿众多，无论是渔业、农业、特产采集，还是行政管理、军事驻守，以及作为商业运输和军事巡守所使用的停泊避风据点与航行校正坐标，都与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历代各级政府的施政、国防息息相关。因而在与水域相关的地图中，岛屿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地物。通过比较郑若曾著作中地图对岛屿的表现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岛屿的描绘根据其形态进行了区分，较大的岛屿或比较平坦的岛屿，由于高差视角效果相对不明显，故绘成平面轮廓，而较小或高峻的岛屿，则绘成山形以强调其高差。这种表现方式一方面体现沿海岛屿基岩构造的实际地貌景观，另一方面体现了在航行中观察山形水势以校正航向的实用价值，蕴含了古人根据目测感受绘制岛屿形态的地理学传统。
结语：透过舆图看历史
在讲座最后，孙老师对“透过舆图看历史”做了总结：
绘本古地图是具备现场感的珍贵文献
古地图为历史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应充分认识与挖掘
古地图是研究先民地理认识的特殊史料
透过古地图，看到背后的“事”和“人”，将其纳入动态的历史研究
交流与提问
在讲座交流环节，威尼斯人-威尼斯人集团 张程娟老师作为与谈人，分享了关于本次讲座中利用古地图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多重类目舆图的搜集和整理、古地图蕴含的丰富内涵、复原地图现场感等内容的心得体会，指出地图对于当下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在利用地图中不仅要关注其本身的文字和图像内容，还要关注地图的绘制过程、背后群体、传播历程、版本功能等，将其置于动态的过程中谨慎看待。结合自身运河史的研究，张老师指出地图作为制度在空间上的表达和反映，需要结合同时段档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从地图这一小切口深入挖掘背后的历史，从而回应一些更大的历史问题。此外，张老师就古代民间实际运用的航海图与官方用于政治治理的地图二者的比较研究问题，与孙老师进行了探讨。孙老师指出古地图存在并行的两个传统，一为知识分子绘制的，为了解全局但并不实用；二为沿海人群基于亲身实践绘制的实用地图，现存的大多为知识分子绘制，直到西学进入中国才逐步通过相对系统和普遍的体系，将这两种传统整合成科学的地理知识。王晗老师也结合自身对沙漠化的研究，指出在利用舆图进行区域研究时，应更加关注从地图学史角度切入，提炼制度沿革、地形地貌、家族史、墓志铭等方面信息，从而为地图史研究服务。其后，云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潘威老师提出奏折与所附地图中地名不一致的问题，孙老师指出在官僚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确实存在出于某些原因隐藏地名等信息的现象，这需要研究者更加关注绘制群体，警惕奏折及所附地图作为第一手史料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关于大航海时代中西方航海知识体系中对经纬度使用的差异，孙老师指出西方早期地图中，由于人为测定，经度并不精确，随着技术进步经纬度才被广泛用于地图绘制，多种体系的并存也是西方地图史的常态。针对从建筑学领域看待舆图比例、视角、方位、相对位置关系等问题，孙老师指出要根据地图的实际用途，合理运用古地图。至此，本次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