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9日晚，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许静波副教授做客威尼斯人 东吴人文工作坊，进行《微观史何以成为一种可能》的报告。许老师主要从事上海近代出版史和广播史的研究，通过自己的学术经验探讨跨界理论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讲座由王晗老师主持，在线听众140余人。
许老师首先比较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3-19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杨丽莹所著《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在论文结构上的区别。杨著重视对石印古籍、西学书籍的分析，而许著则更加关注行业的技术、组织、行会等内容。学术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代表着多样化的理论选择，许老师强调路径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自己之所以会有这种在文本之外，更加关注文本何以形成的研究范式是受到了阿图尔“行动者网络”（ANT）理论的影响。
阿图尔将现实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其中多元行动者的行动被转义，构成了复杂网络，一切都是处于运动之中。而行动者不仅仅是人，还可能是技术、材料、场所、具身性的传播等等。就拿中世纪国王餐桌上的一条鱼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条鱼，还代表了鱼的捕获，运输与烹饪方法，吃鱼的礼仪，鱼在菜品中的地位，而这些细节的展开就代表了一种微观史的取向。
传统史学集中在政治、军事和精英等领域，可谓是精英史学，写作者和读者都是精英，“民”哪怕被重视，但也是一个统一而模糊的概念。法国年鉴学派的崛起代表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该学派以《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60年代开始有世界性的影响。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主张社会科学史观、总体史；第二代为布罗代尔，提出“三时段理论”，第三代为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他们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微观史。年鉴学派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研究路径借鉴了社会科学的范式，是一种问题史学，也就是提出问题后，进行解答。
但是，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批判年鉴学派第三代背弃传统，提出“碎片化”的问题，认为其过度研究心态、环境、气候等微观问题，开出复古的药方。而不同的中国学者就这个问题也有所讨论。
罗志田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说已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在他看来,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
王笛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历史学界,碎片化未必真的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学界,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为了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而将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成若干重大课题。纵观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而对“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目前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才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
李金铮认为,只有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且缺乏整体史观念时,才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
许老师认为，过去的历史学研究宏大叙事过多，让我们对于历史的细节认识太少，从而忽视了现实的丰富性。随着史料越来越丰富，微观史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微观史背后一定要有大视野，否则就会写成了掌故、方志、笔记，只增谈资，而非有效果的学术积累。
随后，许老师又介绍了当下上海史的研究路径，以及介绍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著作。他总结道：微观史是历史学发展必然的结果，但微观史不等于碎片化，甚至在很多方向的研究中作得还不够。微观史的基础是要有核心的新鲜史料，在精彩解读，诗意书写之前，先做好占有的事情。善于使用跨界资料，将文学、史学、社会学结合起来，理论虽然是灰色的，但有着重要的意义。微观史不能沉溺在微观，需要有宏观的视野，进行学科的对话，否则就会在学界被孤立，成为一种身份学术。微观史无法脱离传播，无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是媒介意义上的。
在王晗老师总结发言之后，来自历史学系的侯德仁老师、社会学系的王赟老师及同学们和许老师就史学的价值、碎片化和宏大叙事以及拉图尔的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希冀经过本次讲座对有关研究领域的介绍，能够激起同学们更多思考。